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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手里当然也有牌，那就是大疆在北美的渠道都是科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因为有分歧并闹上官司，大疆在北美各个渠道上的货品都得以封存而不能进行流转，美国媒体上也诸多负面声音，这自然会影响到大疆的收入，也间接会影响到外部投资人的进入以及内部士气。汪滔也在那段时间打破不见媒体的规则，开始接受外媒的一些采访，也是被科林官司所迫。

就此，章俊对记者分析称，此次会议在之前政治局会议中首次提及“稳中有变”的基础上又首次提及了“变中有忧”，而对于“忧”的定义又涉及了内外两个方面：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主要是指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势力抬头给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了困难，以及全球经济复苏拐点出现导致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和金融各个层面风险上升；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和贸易环境恶化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自身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主动降低逆周期政策力度所带来的。

“日子肯定越来越不好过。”一位涉足助贷业务的金融科技平台负责人赵诚（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慨说。过去一周，整个助贷行业接连遭遇两大政策“打击”。1月9日，浙江银保监局向各银保监分局、杭州银行、各城市商业银行杭州分行下发了《关于加强互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风险防控监管提示的函》（下称《监管提示函》），明确要求辖区内城商行与民营银行不得外包核心风控环节，同时原则上只能经营省内客户。

每经小编注意到，这已经是苹果公司今年第三次降价。苹果发布的2018年Q4财报显示，iPhone的销量出现了严重下滑，尤其是库克最为重视的中国市场，营收下滑了26.7%。在1月3日库克发布的《致投资者信》中，表示将2019财年第一财季营收预期从此前预计的890亿-930亿美元，下调至840亿美元。库克表示，中国市场的业绩减速超出此前预期。“在大中华地区，我们的大部分收入都不足以达到我们的指导目标，超过100%的全球收入同比下跌发生在大中华区的iPhone、Mac和iPad销售上。”

聊完后魏承赟与唐杨林吃饭，魏承赟觉得做一款手机云台与手机的结合度更高，市场容量也更大，这想法本就是唐杨林的初衷（唐杨林在接受我们左林右狸频道采访时称当时他是同时找做手机云台和无人机两条线的），唐当即表示高度赞同，魏承赟打算第二天见顺为的人就以这个思路去谈。

“有些城商行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他透露，在看到浙江银保监局下发《监管提示函》后，这些城商行也要求助贷机构不得再新增异地放贷业务申请，只能接受省内用户。在赵诚看来，这意味着助贷产品的风控模型、获客方式都需要进行调整——比如整个助贷风控模型必须侧重城商行农商行所在地区的消费群体信用状况特征变化。